April容与

April容与

 
   

【露中】开往莫斯科的列车(国设注意)

  一直到二连浩特,我才第一次看清和我同包间的青年的长相。

  十月的内蒙古天气已经算得上寒冷了。接近子夜,火车缓慢滑进站台,一团一团黄色的灯光印在车窗玻璃上。中蒙边境火车需要换轮,好奇的乘客都留在列车上。我决定下车活动活动筋骨。

  我们硬卧包间四个人,其中两个人是我在网上认识的,结伴坐K3列车去莫斯科旅游。唯独这个青年,不仅和我们不相识,而且连K3列车的群也没有加。直到快要出国界,他基本都面朝里睡着,没怎么开口说话,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姓名。

  他在我前面下车,披了一件老旧款式的墨绿色大衣,捧着玻璃杯。他离某个遥远时代的经典形象只有一顶雷锋帽的差别。接近零度的夜中,他的口中和杯中都向外冒着白汽。他好像被白汽迷了眼睛,眯着眼,站在站台上发呆。

  我走近他,给他递了根烟。他冲我摆摆手:“谢了,不会抽烟。”

  就着站台的灯光,我发现他比我预料中还要年轻。白净端正的脸上连青色的胡茬都没有,留着一条马尾辫,披在大衣的毛边帽子上。

  我问他叫什么名字,他说:“我叫王耀。”

  我们一前一后地朝候车室走。大概是觉得杯壁有些烫,他不时上下移动捧杯的手。我羡慕起他来了,这个天把手插在兜里实在是有些冷。天边有两颗颤颤巍巍、时明时暗的星星,云一块一块凝滞着。车站很安静,只有我们一列车。一轮弯弯的秋月低垂着,散发着冷冽的白光。  

  我挨着王耀坐下,有一茬没一茬地聊起来。他说他是北京人,坐火车到莫斯科,去看望一位俄罗斯老友。

  “为什么不坐飞机直飞呢?”

  他似乎嫌那瓶热水太重似的,张开两腿坐着,前倾身体,肘撑着膝盖。长长的睫毛上结了一层冷热交替带来的水珠。他说话的确字正腔圆,又不是老北京味道,好像混杂了各地的口音,使人琢磨不清。

  “好久没看俄罗斯的风景了,重温重温。”

  “您不是第一次坐这列车啊?”

  “很多次了,不过上一次是很久以前。”

  我看着他,感觉他年龄绝对不超过二十五岁,这“很久以前”又能多久呢。

  “这位俄罗斯朋友是小时候认识的咯?您在莫斯科住过?”

  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,嗓子里含混地应了两声,随即说起别的话题来。他告诉我,蒙古餐车用人民币买不划算,趁着火车还没出发,赶紧换点钱。等我换完蒙图回来,他已经不在候车大厅了。

  接下来的一天里,我们都对这个来历不明的青年心生好感。他很少主动开口说话,别人问他时他才会作答。话匣子打开之后,是个算得上逗乐的可亲角色。他开玩笑地称每个人为“同志”,能够惟妙惟肖地模仿每个年代的人说话。他和列车员关系很好,仿佛是老熟人了,想干什么都是一句话的事。他帮我们在借来的炉火上煮泡面和鸡蛋,大大改善了生活质量。

  列车驶过蒙古草原与森林。靠近俄罗斯时,天上下起了雨。雨水顺着车窗向后滑去,在夕阳的映照下混进橙黄色的暖光,熠熠生辉。听着雨拍打窗户的声音,我们缩在暖和的被窝里闲聊。不知怎么的,我睡着了,醒来时已是半夜,火车停在俄国边境的纳乌什基。

  俄罗斯的边检非常严格,人员栓着警犬走进每个包间开箱检查。查到我们包间时,最后才翻开王耀的护照。王耀和他说了几句俄语,他们像熟识一样紧紧握了握手,这才离开。

  同行的女孩子好奇起来,王耀解释道:“以前坐过这列车,和他打过交道。”女孩子缠着他,让他讲旅途中的趣事。他思索片刻,慢条斯理地说起来。

  “我倒是没遇上过什么事。我有个长辈,也经常坐这列车,跟我讲过他的遭遇。中苏交恶那会儿,他铁了心要到莫斯科找一个人。所有交通里也就K3还没停运,他就坐上了火车。

  ”火车开到纳乌什基——就是现在停着的这站——他们被苏方海关刁难了。所有人的行李被翻得一片狼藉,还被骂得很难听。第二天,哪管你是外交官还是乘务员,统统都被赶下了车。

  “这个事情后来闹得很大。以后他再乘K3就要很当心了,不能和外国旅客说话,到站不能拍照,走到哪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。什么都不能看,人手一份《人民日报》,等到下车时已经被翻烂了。“

  火车启动的鸣笛声盖过了他最后的几句话。无声的夜里,巨兽一节一节地吞没铁轨,驶向贝加尔湖。

  清晨,带着凉意的透明的阳光洒在车厢里。透过铁轨旁树木的枝叶,能瞥见湖水的波光。终于行驶到开阔地带,烟波浩淼如海洋的水面骤然出现在眼前。远处的山峦与被雨水洗过的天空皆倒映在水中,蓝得扎痛人眼。湖水浅处已部分封冻,冰面还在向更远处蔓延。

  除了王耀,我们都趴在窗前拍照。他半倚在床上,头发梳得很光洁,在读《且介亭杂文》。他床上散落着几块麻辣豆干,枕边放着封面掉了色的牛皮笔记本,里头夹着张黑白照片,只露出一个角。

  我们同行的三个人一边看景色一边聊天,其中一个容易激愤的小伙子提到苏武牧羊,又说贝加尔湖本来应该是中国的地盘,那么大一块地方被毛子占了去。我嘲笑他老来“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固有领土”这一套,他反唇相讥,双方火气上来了,眼看着就要吵起来。

  王耀“啪”地合起书,劝解道:“哎呀,好了好了,都是过去的事了,有什么好吵的,好好看风景吧。”

  对方还在气头上,挖苦道:“现在年轻人就会这么想,觉得国家啊历史啊和自己没有关系,一点民族责任感都没有。”

  他这一句话把和事佬都骂了进去,我有点看不下去,刚想回嘴,就听到王耀噗嗤一声笑了出来。顿时剑拔弩张的气氛消解了,我们一脸莫名其妙地看着他。他冲我们摆摆手,重新翻开书,缩进被子里。

  火车行走在西伯利亚广袤无垠的大地上,如爬虫般缓慢翻越崇山峻岭。旅游淡季,车上人不多,车外的村庄更是寂寥无人。扳道工的小屋孤独地矗立在路边,铁路似乎无止境地向前蔓延下去。成群的候鸟无声地飞过,天空一片惨淡的灰白,终于在抵达新西伯利亚前酝酿出一场大雪。

  烧着煤炭的火车内温暖如春,散发出食品与布料混合出的香味,使人昏昏欲睡。窗外,树梢消失在亮白中,大雪覆盖了白桦林。

  王耀看着窗外,小声地唱着歌。他的声音放得很低沉,唱得很慢,声音被火车压过铁轨的声响碾得断断续续:

  
“Отчего так в России берёзы шумят?(为何白桦在俄罗斯大地沙沙作响?)

  Отчего белоствольные всё понимают?(为何雪白的树身无所不晓?)

  Посидим на дорожку, родная, с тобой,(与心爱的你坐在小路旁,)

  Ты пойми, я вернусь, не печалься, не стоит…(要知道我会回来,这不值得悲伤…)”*

  不知是因为雪还是因为日暮,天色过早地、慢慢地暗下去。夕照卷着大片的飞雪拍打在窗玻璃上,如飞蛾扑火,发出“啪”的轻响。他唱歌的声音越来越小,几乎不可闻了。

  抵达新西伯利亚时,雪停了。我们站在车门口,看到站台上短时间内积了厚厚一层雪,望而却步。

  室友们回去了。王耀把头伸出门外,寒风吹得他双颊通红。过分安静的车站和列车在茫茫雪野里闪烁,寂静压在我的耳膜上,沉重如铅球。我不得不开口说话来驱散这种压力。

  “您那位俄国朋友,是个什么样的人?”

  “他呀……有点喜怒无常,不过总体来说还是挺好相处的。喝醉酒会变得话很多。

  “俄国人嘛,高大魁梧,乍一看上去有些吓人。很勇敢,什么都难不倒他,同时又心细。您看俄国小说吗?就是那种感觉…面对死亡和暴风雪面不改色,看到一朵向阳的小花反而会感慨万千…

  “我和他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见面。以前天天在一起的时候总嫌弃他脾气差,见不到了又怪想念的…”

  我说,这大概是个很典型的俄罗斯人吧。

  “是的,他们俄罗斯人都那样。”

  王耀把手揣进袖子里,看着铁道那边被雪压弯的松树林。直到吃晚饭的时候,他才重新回到包间里。

  接下来两天的旅程中,我没有再和王耀单独说过话。他的生活像老人一样规律,天一亮就起床洗漱,九点就准时睡觉。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他用过手机。四个人打牌的时候,他明明手气不错,却一局也没赢过。每到一个站,在我们的要求下,他像介绍自己的家乡一样介绍起城市。我们问他,他对俄罗斯那么熟悉,俄语也讲得好,有没有想过在此久居。他笑了笑,说:“那怎么行,我是中国人,一天不在公园遛鸟就浑身难受。”

  旅行接近尾声。俄罗斯的欧洲部分上,旷野与山脉越来越少,火车经过了很多乡村和市镇。它们在深秋的阳光下静默着,封存着苏联时代的印记,逐渐生锈、老去。城中和中国相似的建筑往往使我们意兴阑珊,王耀反倒兴致勃勃地贴在窗口,一看就是大半天。

  火车在莫斯科到站时,我们才迟迟感觉到旅途带来的疲惫。城市的汽笛声和大批旅客的喧嚣如潮水般涌进老旧的K3列车。发软的腿接触到了地面,就像在海中航行几个月的水手终于上了岸。

  我看到王耀走在我前面,突然想起来该问他要个联系方式。

  “不好意思啊,我不太上网的,有缘再见吧。”他对我说。

  他钻进人潮里不见了。

  我在莫斯科游览的第三天,出乎意料地再次遇到了他。

  沿着莫斯科河岸散步,能一直走到红场。河面上结了一层薄冰,用手一按就能轻松戳破。十月的天气反复无常,晴空被翻滚的乌云遮盖,一转眼就飘起小雪来。圣瓦西里主教堂童话般的彩色圆顶逐渐覆上白霜,红场上的游客越发稀疏。

  我撑着伞,在红场上慢慢踱步。地上阅兵用的白线已经模糊不清了。乌鸦在稀薄的雪地上留下两排足迹,又呼啦啦地飞起,在静默中如雷霆乍惊。

  我远远看到,正对着克里姆林宫的长凳上坐着两个青年。左边的扎着马尾辫,穿着军大衣;右边的是个高大的斯拉夫人,比他高出一个头。

  他们没有撑伞,雪落了满肩。他们不动,也不交谈,像两尊红场上的青铜塑像。

 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王耀。

  -END-

  *歌词节选自Lube《Березы》
  
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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